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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民事代理

来源:江苏民商事律师网  作者:江苏民商律师  时间:2013-09-13

  【正文】

  浅谈民事代理

  季宏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

  内容提要: 民事代理根据第三相对人对代理关系的知晓程度分为显名代理、隐名代理和不公开本人身份的代理。合同法上的隐名代理和不公开本人身份的代理制度借鉴了英美法和《国际货物销售代理公约》,从而完善了我国的代理制度。不公开本人身份代理制度下的委托人直接介入权和受托人选择权是与我国民法原有的相关制度属于不同质的制度,应加以区分和协调,以发挥各自应有的功能。

  关键字:显名代理、隐名代理、不公开本人身份的代理、双合同结构、委托人直接介入权、第三人选择权、合同相对性、为第三人利益合同、债权人代位权、合同转让

  理论与实践的冲突,这经常存在。解决的方法,开明的方法就是将理论与实践一致。实践中的外贸代理的问题,要求将委托人与第三人之间直接连接起来。为此,合同法规定了具有英美法因素的隐名代理和不公开本人身份的代理制度。本文试图将此制度与原有相关制度区分开来。

  一、英美法系、大陆法系及《国际货物销售代理公约》上的代理制度

  在英美法系,代理还根据第三人在与代理人为法律行为时对本人与代理人之间的代理关系知晓的程度划分为以下三种:(一)显名代理,第三人明知代理关系存在并且知道本人姓名,这发生直接约束本人的效力;(二)隐名代理,第三人明知代理关系存在但不知本人姓名,即本人的存在已被披露但未明确姓名,这视为发生直接约束本人的效力;(三)不公开本人身份代理,第三人不知代理关系存在,即本人的存在未披露,它具有双重效力:一方面,该代理人应当承担与第三人订立的合同的权利和义务;另一方面,该代订的合同对未公开的本人和第三人发生附条件的效果:(1)未公开的本人有权介入该合同而直接向第三人主张权利,并在同时承担义务和责任;(2)第三人在知道本人之后是有选择权,可选择本人或代理人行使权利。

  大陆法代理以“显名”为原则,在积极代理,“代理人须以本人之名义为意思表示”;在消极代理,“须第三人明示为本人而为意思表示”。在积极代理,“代理意思表示的表示之方法,以知其为本人之代理为已足”;在消极代理,“第三人代理意思表示之方法,以可知其为本人为之为已足”。代理行为的显名主义,并不总是要求代理人必须明确指出其以委托人的名义,如果依客观情况可以推知代理人是以委托人的名义进行法律行为的,也符合显名主义的要求,如德国民法典第一百六十四条、日本民法典第一百条、瑞士债务法第三十二条第二项。 正基于这种“依情况推知”,有些学者提出了大陆法上“隐名代理”的定义:“隐名代理者,代理人所为之意思表示,纵为明示为本人为之,如相对人明知或可得而知其为本人为之,直接对于本人发生效力之代理也。”其实这种意义上的所谓“隐名代理”仍是“显名”的,只不过这种“显名”的方式不采取明示的方法,而采取“推知”的默示方法罢了。

  至于受托人在委托人授予的权限范围内,不明示其是为委托人行事并且第三人无从知晓其为委托人行事的情形,在大陆法系代理法上没有代理的效力,即受托人的行为不直接对委托人发生效力,而是由受托人直接享有权利和负担义务。正因为此,在大陆法的民法理论上将此称为间接代理,而上述遵循“显名主义”的代理,由于受托人的行为由委托人承担责任,因此称为直接代理。“在间接代理,行为人基于其与本人之特别法律关系,为本人计算,以自己名义与第三人为法律行为,负有将其法律效力移转于本人之债务。” “间接代理,惟有间接代理人与相对人之关系,及间接代理人与本人之两面关系”,即存在双合同的结构关系,这种结构行纪是其典型。

  英美法系不存在大陆法系中直接代理和间接代理的划分,大陆法系则缺乏英美法系中隐名代理和不公开本人身份代理制度。这是两大法系代理制度上的根本分歧之一。一般地说,英美法系中的显名代理外延与大陆法系中直接代理外延大致相同,但是仍有一定的区别,大陆法系国家在一定范围内也承认代理人为隐名本人行事的可能性,除了上述的“依情况推知”可能包括一部分英美法认定的“隐名代理”外,瑞士债务法规定的“代理人于契约订立时,未明示其为代理人者,如相对人按其情形应推知其于代理关系或本人不问与何人订约均无关系时,由本人直接取得权利或负担义务”也包含了一部分隐名代理。而英美法系中隐名代理与不公开本人身份的代理的外延大致上相当于大陆法系中的间接代理外延,但是它们的效力存在着巨大的差别。在间接代理,需通过双合同结构将受托人与第三人订立的合同的效果转给委托人,在不公开本人身份的代理,委托人的介入权、第三人的选择权使委托人与第三人直接发生关系,使受托人退出交易关系。

  但是,两大法系在代理法上的根本制度性分歧源于两套不同的理论基础。大陆法系代理法的理论基础是区别论,即委托(作为内部关系的委托人与受托人之间的合同)与授权(作为外部关系的受托人代表委托人与第三人缔约的权力)严格区分,代理权的授予与其基础关系并不是连在一起的。委托合同对受托人的种种限制只有内在的约束力,不能约束第三人。“全权的授予,应向全权代理人或者向其为代理行为的第三人表示。”代理权的授予必须“明目张胆”,否则没有任何效力。代理人的代理行为因这种代理权的作用而由委托人直接承担。英美法系不区分代理与委托,其代理法的理论基础是本人与代理人的等同论,即代理人的行为等同于本人的行为,而且代理权的授予并不要求公开出去。因此,只要代理人的行为在本人的授权范围内,本人就要承担一定的法律后果。

  为了在平等互利基础上发展国际贸易,减少国际贸易中的代理法律制度的冲突,协调各国代理立法,联合国主持通过《国际货物销售代理公约》并向各国开放签署。该公约在不公开本人身份的代理方面规定了不同于两大法系的制度,可以说汲取了两大法系的精华,它扬弃了大陆法的代理概念,同时吸取了英美法某些合理因素。

  公约对不公开本人身份的代理的法律效力没有像大陆法那样采取一刀切的方法,而是和英美法那样,采取双合同结构,但同时赋予委托人介入权、第三人选择权。但公约的规定也与英美法不同,公约规定的委托人对代理人与第三方关系的直接介入权以及第三人的选择权是以有违约情况出现为前提的。在有非正常履行合同情况出现时,为了保护自身利益,委托人及第三人可以选择超越代理人的中转合同的表面限制,直接向对方行使权利。因此公约采取了温和的修改态度,并没有将大陆法上双合同结构的行纪制度一概摈弃,相反承认行纪为一种相对独立的民事法律制度,只是在采用行纪方式出现非正常履行时,才赋予委托人及第三人直接的请求权,以介入另一合同,促进纠纷的解决。

  二、中国现行民事立法上的代理制度

  (一)直接代理

  民法通则第六十三条规定:“公民、法人可以通过代理人实施民事法律行为。代理人在代理权限内,以被代理人的名义实施民事法律行为。被代理人对代理人的代理行为,承担民事责任。”这条强调代理人以被代理人的名义实施行为,也就是说,代理人在行为之际须揭明其为本人行事的意旨。代理人在行为之际不揭明其意旨,但有其他情形足以推知行为人有此意思,并为相对人明知或可得而知的,正如已在前文大陆法代理制度的说明中阐述的,这也能成立直接代理,但我国法律上未明确。学说界将此情形下的代理称为隐名代理者不在少数,他们坚持“显名”必须是代理人明确向第三人揭示其代理人身份而以本人名义行事。合同法第四百零二条的规定在这些学者那儿也就成了“隐名代理”,他们认为这种代理与大陆法传统代理的理论格格不入。其实,正如上文已说的,大陆法国家也承认这种类型的直接代理。但是,我们必须注意,合同法第四百零二条的规定尽管与大陆法上的这种所谓的隐名代理制度有重叠之处,但由于借鉴了英美法的因素,而与大陆法的传统理论有着原则性的差距。

  合同法第四百零二条规定:“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在委托人的授权范围内与第三人订立的合同,第三人在订立合同时知道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代理关系的,该合同直接约束委托人和第三人,但有确切证据证明该合同只约束受托人和第三人的除外。” 该条意义上的直接代理(即我国合同法上的隐名代理)的构成要件有四:

  (1)受托人在委托人授权范围内行事。这包含三层意思:一是受托人得到了委托人的授权,授权的形式可以是书面,也可以是口头;方式可以是明示的,也可以是默示的。二是受托人是为委托人的利益进行,这一条件的具体认定应从客观的角度进行,不能只看受托人的主观意志,从第三人的角度看,其有正当理由可以确定受托人是为委托人的利益进行即可。三是受托人的行为符合委托人的授权。这是任何类型的代理都应当具有的,无权代理对本人不会发生任何效力,除非构成表见代理或者经本人追认。

  合同法第四十八条、第四十九条分别规定了狭义无权代理和表见代理制度。这两条规定从文字表述上讲不适用于本条规定的代理,但情况并不是如此简单。隐名代理属于直接代理,也可能“接受”狭义无权代理和表见代理制度的“修正”。尽管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行事,但是如果第三人知道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存在代理关系,并且受托人与第三人的行为与委托人的授权有着牵连关系的,那么狭义无权代理制度和表见代理制度则有适用的余地。一般说来,在受托人被授予代理权后,代理权又被限制、撤回或消灭,但由于其它原因造成第三人认为代理权没有被限制、撤回或消灭的信赖,这就有表见代理制度的适用余地。总之,无权代理制度和表见代理制度的适用在一定范围内可不坚持“以被代理人名义”的前提。

  (2)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行事,即受托人在与第三人订立合同的过程中,明确以自己的名义行事。受托人在与第三人行为的过程中,未明确以自己的名义的,也未明确以委托人的名义行事的,可推定以受托人自己名义行事而有该条的适用。

  (3)第三人在与受托人进行法律行为时,知道受托人与委托人间的代理关系。知道代理关系,一般地说,第三人应当不仅知道委托人的存在,而且应当知道其姓名或名称。当然,也有人借鉴英美法的理论,指出“知道代理关系”是指知道受托人是以代理人身份与自己行事的,即委托人是存在的,至于委托人的姓名或者名称是否知晓并不重要。一般来说,第三人在知道委托人存在,但不了解委托人的具体情况,却仍与受托人订立合同,表明委托人是谁对合同的签定并无影响。因此,“知道代理关系”可以是只知道委托人的存在,而不知道其具体姓名或者名称,事实上,这条也主要是针对这种情况规定的,至于上述的第三人不仅知道委托人的存在而且应当知道其姓名或名称的情形,应纳入民法通则规定的直接代理制度范围内进行调整。

  另外,第三人应当知道而没有知道代理关系存在的,是否也适用该条?从条文的字面上讲,没有这层含义。大陆法遵循“根据情况断定或推知”、“已知或可得而知”的标准,这里面包含了“应知而不知”的情形,公约第十二条也包含了这一情形,在解释合同法这一条时也应将此情形包含进去。

  (4)没有确切证据证明合同只约束代理人和第三人。这主要排除行纪人与第三人订立的合同的适用。合同法第四百二十一条规定:“行纪人与第三人订立合同的,行纪人对该合同直接享有权利,承担义务。”

  (二)不公开本人身份的代理

  正如前文已经强调的,不公开本人身份的代理是指代理人在本人授权范围内,但不明示其是为本人行事并且第三人无从知晓其为本人行事的情形下的“代理”。我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三条具体规定了这一制度。

  1不公开本人身份的代理概述

  (A)委托人的直接介入权

  第四百零三条第一款规定:“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与第三人订立合同时,第三人不知道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代理关系的,受托人因第三人的原因对委托人不履行义务,受托人应当向委托人披露第三人,委托人因此可以行使委托人对第三人的权利,但第三人与委托人订立合同时如果知道该委托人就不会订立合同的除外。”

  原则上,在该条规定的情形下,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与第三人订立的合同在受托人和第三人之间发生完全的效力,受托人在该合同中享有的权利和承担的义务的效果通过委托合同的作用最终由委托人承担,很明显,存在着双合同的结构。该条款规定的是这种双合同结构下的委托人的直接介入权。根据该条款,委托人行使直接介入权的要件是:

  (1) 受托人在委托人授权范围内行事。尽管第四百零三条没有明确规定这一点,但这是任何代理的应有之义。

  (2)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与第三人为法律行为。

  (3)受托人与第三人为法律行为时,第三人不知道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代理关系。“不知道”应该是没有理由知道的不知道。

  (4)受托人因第三人的原因对委托人不履行义务。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一条规定:“当事人一方因第三人的原因造成违约的,应当向对方承担违约责任。当事人一方和第三人之间的纠纷,依照法律规定或者按照约定解决。”该条排除债权人对第三人直接主张权利的可能,很明显,委托人直接介入权以及下面要阐述的第三人选择权是该条的例外,但是这些权利不妨害该条在第四百零二条下的一定程度上的适用。在委托人不行使直接介入权、第三任不向委托人直接主张权利的情形下,当事人间的纠纷依照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一条解决。

  (5)第三人与受托人为法律行为时如果知道该委托人仍会为法律行为。

  委托人行使直接介入权的现实条件是受托人向委托人披露第三人,若受托人怠于披露则委托人无从行使介入权,所以合同法同时规定了受托人的披露义务:“受托人应当向委托人披露第三人”。受托人不履行披露义务的,则受托人必须对委托人承担违约责任。

  直接介入权是委托人的权利,可以行使,也可以不行使。在不行使的情况下,委托人可否仍向受托人要求承担违约责任?一般来说,如果委托人与受托人约定在第三人违约的情况下由委托人或受托人负责追究第三人违约责任的,该约定应当适用;没有这样的明确约定的,委托人不向第三人追究违约责任的,不妨碍其向受托人要求承担违约责任。

  委托人行使直接介入权的即排除受托人对第三人权利的行使。这一点合同法没有明确,但公约规定:“被代理人或第三方依上述规定行使权利时,应将他行使的意图预先通知代理人,并按情形通知第三方或被代理人。第三方或被代理人一经收到通知,即不得免除自己因与代理人交易所产生的各项义务。”第三人试图免除自己的义务无非是向受托人进行这种行为,禁止第三人免除自己的义务实际上排除了受托人行使权利,如受领交付。

  合同法没有明确规定委托人直接介入权一经行使即不得撤回。委托人行使的是受托人对第三人的权利,一般来说,在委托人撤回行使该权利的情形下,受托人仍可行使该项权利,而且受托人对第三人的权利无论由谁行使对第三人利益影响不大,因为该权利的内容不会因行使主体的不同而改变,第三人的抗辩权也不受行使主体不同的影响。尽管如此,委托人直接介入权一经行使应当不得撤回,只有这样才能稳定因委托人行使该项权利而形成的秩序,保护相关当事人的信赖利益。

  在英美法上,委托人一旦行使直接介入权,委托人自己就得对第三人承担合同义务和责任,介入权的行使使得委托人完全取代了受托人在合同中地位。合同法没有明确这样规定,但也应该如此解释,尽管委托人行使的是受托人的权利、承担的是受托人的义务。否则的话,关系就极为复杂,一方面第三人向委托人承担责任,另一方面又向受托人主张权利,这十分的不便。特别注意,委托人在行使介入权的情形下,第三人向委托人主张权利的,委托人只能主张受托人对第三人可以主张的抗辩权。

  (B) 第三人选择权

  合同法第四百零三条第二款规定:“受托人因委托人的原因对第三人不履行义务,受托人应向第三人披露委托人,第三人因此可以选择受托人或者委托人作为相对人主张其权利,但第三人不得变更选定的相对人。”这是对第三人选择权的规定。

  相对人一经被第三人选定即不得变更,也就是说,受托人因委托人原因发生对第三人的不履行义务,受托人披露了委托人的情形下,第三人向其中一方主张权利的,即可认定选定该方为相对方,自此以后,不得向他方为主张,即使其选定的相对人没有支付能力。这种一经选定即不得变更的规定在于使法律关系趋于稳定,若赋予第三人任意选择权,则使委托人、受托人处于无所适从的地位。对此,也有人提出这样的理由:第三人仅仅和一人进行交易,基于公平的原则,他只能要么起诉代理人,要么起诉本人。

  第三人选定委托人作为其相对人的,委托人可以向第三人主张其对受托人的抗辩以及受托人对第三人的抗辩。赋予委托人双面的抗辩权在于使委托人的地位和利益不受受托人不正当行为的影响。第三人因委托人主张其对受托人的抗辩而使之不能实现权利的,第三人可以向受托人主张权利,不受不得变更相对人的限制,否则第三人的权利将会因受托人无从得到保护。但是第三人此时主张的权利基础是什么呢?一种观点认为是受托人与第三人之间的合同关系。另一种观点认为是不当得利。从不得变更相对人的法律规定出发,不当得利应是第三人的主张基础。

  2不公开本人身份的代理与合同相对性

  合同作为一种民事关系,其不同于其它民事关系的重要区别在于合同关系的相对性。所谓合同关系的相对性,主要是指合同关系只能发生在特定的当事人之间,只有合同的当事人以防能够向另一方基于合同提出请求或提起诉讼;与合同当事人没有发生合同关系第三人不能依据合同向当事人提出请求或提起诉讼,也不应承担合同的义务和责任;非依法律或合同约定,第三人不能主张合同上的权利。

  合同法第四百零三条规定的不公开本人身份的代理制度下的委托人的直接介入权、第三人大选择权是合同相对性的例外。受托人与第三人订立的合同只能约束受托人和第三人,但合同之外的委托人却能在一定条件下行使委托人的权利,第三人在一定条件下可以选择直接向合同之外的委托人主张权利。但这儿的例外的基础是委托人与受托人间的代理关系,这是和其他合同相对性例外情形的根本区别。

  3不公开本人身份的代理与民法上的其它制度的区分

  (A)不公开本人身份的代理制度与为第三人利益的合同制度

  “为第三人契约,为是第三人直接对于当事人之一方取得债权之契约,从而当事人之一方对于相对人约定应向第三人为给付,以相对人之承诺而生效力。”为第三人契约,即为第三人利益合同,第三人根据该合同而享有债权,这很明显是合同相对性的例外。不公开本人身份的代理下的委托人直接介入权与为第三人利益的合同下的第三人的权利,同属合同相对性的例外,有着共同的外观,但存在着一些重大的区别,具体而言,包括:

  (1)在前者,对合同相对性的例外的根据在于委托人与受托人间的代理关系;在后者,根据在于合同当事人在合同中的约定。一个是合同外的原因,一个是合同内的原因。

  (2)在前者,委托人行使的是受托人的权利,包括变更、解除受托人与第三人的合同;后者,第三人的权利内容,依当事人契约而定,第三人自己不得加以变更。

  (3)在前者,委托人行使受托人的权利就阻却受托人行事权利;而在后者,第三人行事其权利并不影响债权人行使其相应的权利,债务人不对第三人履行义务的,第三人和债权人均可以要求债务人旅行,并可以请求相应的损害赔偿。

  (4)在前者,第三人可以对委托人行使所有的其可以对受托人行使的一切抗辩;在后者,债务人只可以行使由合同产生的抗辩,债务人对债权人行使的抗辩并不能对第三人行使。

  (B)不公开本人身份的代理与债权人代位权

  债权人代位权是指债权人为保全其债权,以自己的名义行使债务人的权利。债权人借助该项权利的行使防止债务人作为一般担保的财产的不当减少。合同法第七十七条规定了债权人的该项权利:“因债务人怠于行使其到期债权,对债权人造成损害的,债权人可以向人民法院请求以自己的名义代位行使债务人的债权,但该债权专属于债务人自身的除外。”债权人代位权与委托人直接介入权有着某种相似性,但区别也十分明晰。

  (1) 债权人代位权,目的在于维持债务人的一般担保财产而保全债权人的债权;在直接介入权,因为委托人与受托人间存在真实的代理关系,为方便委托人积极保护自己的权利,同时也为受托人解脱责任而设置该项权利。

  (2)在前者,须债务人怠于行使其到期债权,对债权人造成损害的,债权人才可以行使该项权利;在后者,受托人因第三人的原因未对委托人履行义务的,就可以行使该项权利,而不管受托人是否处于懈怠状态。

  (3)在前者,债权人须向人民法院起诉的方式行使该权利;在后者,委托人没有此必要。

  (4)在前者,债权人行使的是债务人对第三人的债权,而且权利的目的是维持债务人的一般财产,因此债权人行使代位权应以善良管理人的注意,否则应负担损害赔偿责任;在后者,尽管委托人行使的是受托人对第三人的权利,但由于受托人对第三人权利的实际效果由委托人享有,因此,委托人行使权利时以与处理自己事务为同一之注意即可,未尽到此注意的,自己承担不利后果。

  (5)在前者,债权人对债务人权利的行使范围以保全债权必要为限度,并且限于保存行为及实行行为,原则上不包含处分行为;在后者,因为受托人在委托人授权范围内的行为后果均有委托人承担,因此,委托人直接行使权利时可以是处分行为。

  (6)在前者,债务人的处分权因债权人行使代位权而受限制。债权人代位权行使后,债务人就其权利不得再为妨害代位权行使之处分行为,盖此为达代位之目的所不可缺,否则债权人一面行使代位权,而债务人一面仍得抛弃、免除或让与,代位将失其效用。在后者,第三人受到委托人行使权利的通知即不得免除自己与受托人交易所产生的各项义务,也就是说,委托人一经行使权利,第三人即承担向委托人履行的义务,受托人不再享有要求第三人履行义务的权利,不仅仅只是权利被限制。

  (7)在前者,债权人代位权行使所产生私法上的效力直接归属债务人,债权直接要求第三人向自己交付的亦同,债权人为满足自己的债权,应另外采取强制执行的方法。这是由债权人代位权的属性决定的,但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并不坚持这一点。而在后者,直接介入权行使所产生的效果由于委托人与受托人间的代理关系的存在可以直接归属委托人。

  (C)不公开本人身份的代理与合同转让

  在不公开本人身份的代理,委托人行使直接介入权,似乎发生了受托人对第三人的权利转让给委托人,从效果上讲,二者从表面上讲没有任何可以分析的区别,如委托人(受让人)抗辩权。在实践中,也许有人会将此委托人直接介入权的行使作为法定债权转让的原因,但我们必须明确在这儿没有发生债权的转让。委托人行使受托人的权利,行使的后果是通过代理关系的作用而被委托人享有的,在受托人处于破产程序中的,行使受托人的权利而获得的财产属于破产财产,委托人对受托人的债权属于破产债权,委托人的债权没有当然的优先清偿权。而在债权转让的情形下,受让人行使的权利是自己的权利,该权利已经与让与人脱离关系。

  在第三人选择委托人为相对人主张权利的,在表面上与债权转让或者债务承担相似。第三人选择委托人为义务人主张权利,似乎发生了委托人对受托人债务的承担,但委托人(新债务人)除了可以行使受托人(原债务人)对第三人(债权人)的抗辩权以外,还可以行使其(新债务人)对受托人(原债务人)的抗辩权,这显然与债务承担的一般理论相悖。如果认为发生了债权转让,也就是说,受托人对委托人的债权转让给第三人,这同样与债权的一般理论相悖。如果硬要用合同转让的理论来套用,那么只能解释为“受托人将其对委托人的债权转让给第三人以清偿其对第三人的债务”或者“委托人以其对受托人的债务为限承担受托人对第三人的债务”。

  1 史尚宽著《民法总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3月第一版,第524页。

  2 史尚宽著《民法总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3月第一版,第525页。

  3 同注1。

  4 同注2。

  5 德国民法典第一百六十四条规定:“(1)代理人在其代理权限内,以被代理人的名义所作的意思表示,直接为被代理人和对被代理人发生效力。无论是明确表示以被代理人的名义所作的意思表示,还是根据情况可以断定是以被代理人的名义所作的意思表示,均无区别。(2)事先不能明辨以他人名义行事的意愿,对此欠缺也不予考虑。(3)在应向另一方作出的意思表示向其代理人作出时,准用本条第1款的规定。”

  6 日本民法典第九十九条规定:“(一)代理人于其权限内明示为本人而进行的意思表示,直接对本人发生效力。(二)前款规定,准用于第三人对代理人所进行的意思表示。”第一百条规定:“代理人未明示为本人进行的意思表示,视为为自己所为,但是,相对人已知其为本人或可得而知其为本人时,准用前条第(一)款的规定。”

  7 瑞士债务法规定:“代理人于契约订立时,未明示其为代理人者,如相对人按其情形应推知其于代理关系或本人不问与何人订约均无关系时,由本人直接取得权利或负担义务。”

  8 胡长清著《中国民法总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 年版,第297页。

  9 史尚宽著《民法总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3月第一版,第517页。

  10 徐海燕著:《间接代理制度比较研究》,载《外国法译评》1998年第4期,第56页至第70页。

  11 德国民法典第一百六十七条第一款。